发稿：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冷冶夫
单位：中央电视台高级编辑 中国纪录片研究委员会副理事长
地址：北京海淀区远大路22号院3号楼2门901室
邮编：100089

从1月23日——1月29日我作为法国举办的第19届FIPA国际电视节的唯一一名亚洲终评评委，在法国的海滨城市比亚里茨，全程参加了这个在国际上最具影响的国际纪录片节，所到之处无不散发着纪录片的芳香。来自48个国家的146部作品在这里一比高下；来自一百多个国家的近3万名纪录片专家、制片人、营销商和DV爱好者欢聚一堂；酒店、酒吧、咖啡厅，就连出租车里也议论的是纪录片，使比亚里茨这个海滨城市真正披上了“纪录片的盛装”。这期间我采访了几位国际知名的纪录片人士，了解到了不少欧洲国家纪录片创作的投入和营销情况。
 
法国著名独立纪录片导演安东尼.马丁（Antoine Martin）

 冷冶夫： 请问安东尼先生，如果在法国制作一部52分钟标准版的纪录片，成本预算一般是多少？
安东尼.马丁：法国纪录片的预算成本在欧洲来说不算高。我们制作的最低成本是138000欧元（13万8千欧元，约和人民币130万），这要低于瑞士等人均收入更高的国家。我是一位独立制作人，独立导演，但是我做纪录片的钱也并不是完全来自赞助方或者投资方，一般来说来源于3个部分。CNC纪录片公共组织会提供我60％左右的预算款，剩下的40％要靠赞助单位或者投资者，以及我自己个人的筹款。

     冷冶夫：那么成本回收的情况如何呢？纪录片的买卖市场是否良好，一部优秀的纪录片是否能在欧洲市场卖到好的价钱。

安东尼.马丁：确切的讲，很难。纪录片市场在全世界都处于一种低靡的状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毕竟我们没有胶片电影一样的院线去播放。像《微观世界》、《帝企鹅》和《迁徙的鸟》那样的胶片之作是很少有的。投资少就意味着不可能使用胶片，而不使用胶片拍摄的结果就意味着很难进入院线播映，这样一来纪录片的市场便失去了最大的一块蛋糕，只能靠着电视台的版权和播出权分一杯羹吃。比如我们卖到市级电视台的纪录片播出权，每分钟只有65欧元——105欧元左右，这样，一部纪录片在欧洲卖一个城市电视台只能收回4000——6000欧元左右，前景黯淡，这是一种恶性的循环。可以说，一部投资十几万欧元的纪录片能够完全收回成本就不错了，这也算是我们独立导演的经济目标吧。另外我可以告诉你，我们这些会作纪录片的人，一般十几万的投入都能收回，但比较艰难。挣钱的纪录片也有不少，但都是挣的小钱，2万欧元以下。我作纪录片就是爱好，我非常喜欢纪录片的那种高雅的品味。

    冷冶夫：在法国，像您这样的独立纪录片导演一般如何选题呢？选题申请的过程有多长？
   
安东尼.马丁：选题是制作纪录片整个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好的选题就基本意味着成功一半了。欧洲纪录片界有句话：我们只坐那些迟到的火车。这句话的意思是，纪录片的选题应该是定位在那些本来是很重要，但却被世人所遗忘，所遗弃的题材。换句话说，我们从不拍摄重复的题材，或者和别人类似，雷同的题材。现在欧洲拍滥了的题材是二战题材，战争留给我们很多创伤，但是这些不能作为纪录片永远的创作源泉。这样讲，不是说二战题材应该抛弃了，而是说至少应该换一种新的角度去选题了。我们更应该关注现在，关注那些与大家与社会有关系，但是却没有人拍过的题材。可以说我们独立纪录片导演在选题上花费的经历和时间是超过中国的，一般来说从确定一个好的选题到报批申请资金，到筹备完毕，一般要花费10个月到一年的时间，有时甚至超过一年。而一部纪录片的制作时间却只有8个月，可见一部纪录片的前期筹备时间要多于真正的制作时间。但是一旦选题得到了批准，那么资金就一切没有问题了，导演大可以没有后顾之忧。

        冷冶夫：为什么我在FIPA电视节上，看到电影院里观摩纪录片的欧洲人，大都是50岁以上的呢，难道FIPA是欧洲老年人的节日？

 安东尼.马丁：FIPA是个很成功的电视节，他的高品质、高艺术和高品味是举世的，所以比亚里茨的所有电影院都是火爆的。你是亚洲人，第一次来，我告诉你，纪录片在法国和欧洲一些国家里，是被看作高品味的艺术，上流社会当然来的就多，而能当上上流社会的人，一般也要40岁、50岁以上。你天天晚上十点参加的那个酒会，每天都有欧洲名流在那里谈纪录片，每天的酒会都要花费30万欧元以上，你们住的房间都是两千欧元左右的，能住在那里的，这个季节能到比亚里茨的都是有钱的。我们是把纪录片看作是贵族艺术，是供少数人欣赏的，当然到这里来的还是有不少年轻人，但他们大部分是FIPA给报销的、来自各个国家选出来的优秀学生。

比利时著名纪录片导演菲利普.杜提尔（Philippe. Dutilleul）

菲利普.杜提尔（Philippe. Dutilleul）:
    1951年出生于比利时，社会传播学毕业。菲利普从业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比利时国家广播电视台，他首先成为本地的一位报道记者，之后制作了著名栏目《脱衣舞》。在这个栏目里，他先后导演指导了40多部调查类纪录片，这些纪录片中的多部作品被选入法国FIPA电影电视节播放，包括《报纸头版的高超水平》，《老鳄鱼与小雏鸡》。近年来，他与刚果的电视组织合作，成功的制作了调查报道类纪录片《报答“比利时伯父”》，获得成功。目前，菲利普正精心筹划一部反映比利时政治革命的故事类纪录片。

冷冶夫：您能否谈谈比利时电视台和电视台播放纪录片的情况？

菲利普.杜提尔：比利时的国情其实很复杂，我们靠着法国，德国，荷兰，是处在一个十字路口的位置。首都布鲁塞尔是欧洲之都，因为北约和欧盟两大军事和经济组织的总部都设置在我们国家的首都。比利时是王国，我们有国王也有首相，传统和规矩也很多，比利时实行世袭君主立宪的联邦制，国王和议会共同行使立法权，和政府共同行使行政权，实权在政府，政府对议会负责。我们国家分为说法语为主的瓦隆大区和说弗拉芒语为主的弗拉芒大区。民族的复杂性促成了比利时电视台的本土化现象，两个独立的电视台分别受两个区政府管辖。在比利时观看十几个公共电视频道都是免费的，不像英国那样只看5个频道还要收取观众的执照费。公共电视台主要依靠政府的拨款，我拍纪录片也是花费公共组织的钱。所以在我们的纪录片创作出来的时候，这些频道都会专门让出时间播放。另外我们国家在数字频道中有专业的纪录片播出频道，这里会播放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精挑细选的买来的纪录片。

冷冶夫：如果在比利时申请拍摄一部52分钟标准版本的纪录片，一般预算会有多少，要经过多长时间去制作完成？

菲利普.杜提尔：比利时虽然是发达国家，但是经济状况对比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并不是特别好，我们的预算是比较低的，一般来说10万欧元左右（约100万人民币），低于这个数字就没有人能接拍纪录片了。因为要出国，也许要去非洲，去亚洲，交通，食宿，每走一步都是钱。而且这10万欧元是包括了所有的费用，我的工资，我的下属的工资，所有的制作费用，这是很紧张的。我们纪录片的审批过程非常漫长，要多半年甚至一年，通常来说超过纪录片的制作时间，因为我们花的是政府和公共电视台的钱，要把选题做新颖，得到批准并不容易。

冷冶夫：在比利时有多少纪录片爱好者和导演？

菲利普.杜提尔：由于DV的大量普及，就像你手中所拿的DV一样，我们的爱好者很多很多，但是能够有能力很耐性地去制作一部纪录片的专业人士非常少。我们的国家很小，有一千多万人口，但是真正的纪录片制片人只有30多个，可能35个左右吧，而纪录片导演只有50个以内，这样算下来，按照一部纪录片从申请到拍摄编辑完成两年周期算，就算大家不停的去拍纪录片，每年生产出的纪录片也只有20几部不到30部，但这些纪录片是高质量的，是能够在国际上获奖和收回成本的。

瑞士尼翁真实电影节主席 吉恩.佩雷特（Jean Perret）

吉恩.佩雷特（Jean Perret）：1952年出生于瑞士。电影剧作家，在瑞士多所大学任教，是符号学，美学，社会学，电影学等方面的专家教授。吉恩.佩雷特同时担任瑞士“真实电影”纪录片组织总经理，1995年创办瑞士尼翁真实电影电视节（尼翁真实电影电视交易市场）至今，任主席。曾于2001年造访中国，任第六届四川电视节“金熊猫”奖国际纪录片评选委员会委员。

冷冶夫：您认为这次第19届FIPA国际电视节举办的是否成功？原因是什么？他留给您那些印象？

吉恩.佩雷特：除去一些接待上的细节，这次节总体来说办的很成功。首先FIPA的品牌在欧洲是做的很响亮的，在法国大家都知道要参加电影的盛会必是“嘎那”，而参加纪录片，短片，系列片等电视节目的节日便必是飞帕（FIPA）了，这两大节已经成为法国影视文化品牌的支柱，因此就品牌影响力而言，这一点可以说做的比许多其他的电影电视节要好，也包括我们的瑞士尼翁真实电影电视节。其次，FIPA电影电视节显示了公正和公平，至少在形式上在做这方面的努力，我们二十几人的评委团里，有来自欧洲的，美洲的，非洲的，亚洲，澳洲的全世界不同种族的著名纪录片导演，专家，主席，学者，作家，音乐家，制片人，影视集团总裁等不同文化职业的人，特别是FIPA首次请了中国著名的纪录片导演冷冶夫先生担当“调查与当代事务”类纪录片的终评评委，这是东亚评委在FIPA的首次亮相，这对促进FIPA电影节的公平竟争，增进不同文化地区的理解和影视交流力度，是大有益处的。最后，FIPA选中比亚里茨（Biarritz） 这一度假胜地作为电影电视节的主办城市也是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毕竟电影节的举办不仅仅是放片子，看片子，还有接待、旅游、交流、互动。我们可以把任何电影节都定义为一个“超大party”。这些都需要在一个美丽，良好，安静的环境里举行，并且必须得到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就像比亚里茨（Biarritz）的市长和官员们，他们全力支持FIPA，每天的花费是100万欧元，7天就是700万（相当于人民币近7000万）。

冷冶夫：请您谈谈瑞士纪录片的创作和播出情况好吗？如果在瑞士制作一部52分钟版本纪录片的预算一般是多少？

吉恩.佩雷特：很显然，瑞士对纪录片的制作能力不足以支撑一个纪录片的专业频道，我们毕竟是一个小的国家，只有中国的半个省大，生产能力有限，所以我们的公共电视台里面没有本地的纪录片频道，欧洲的很多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的。但是数字频道里面我们有几个纪录片频道。比如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频道，有探索发现频道等等。不过当一部优秀纪录片问世的时候，我们的公共电视台会把最好的时段留给它。我们都知道纪录片是艰辛的创作，通常在瑞士制作一部纪录片从预算划拨之日开始，至少要6—8个月甚至一年才能完成。前期的报批过程就更长了。制作一部52分钟版本的标准纪录片，我们通常的公共预算是20万到30万欧元（200－300万人民币），这在欧洲大陆相比是很高的。

冷冶夫：您来过中国，又看了不少中国的纪录片，能给我们中国的纪录片导演和爱好者们一些建议吗？

吉恩.佩雷特：首先我欢迎广大的中国纪录片爱好者带着他们的纪录片作品来参加我们的电影节，当然我更希望大家带来的是优秀作品。我的建议是不要拘泥于设备，我们瑞士尼翁电影电视节虽然看重电影（胶片），但是不排斥低档次设备，SP,DV都没有问题，只要片子好看就行。最后，我想说的是，我希望中国的纪录片导演要和世界各个地方的纪录片人经常进行交流，并且倾听，倾听是一种最好的学习方式，听听别人怎么说，怎么看，也许你会得到更多，就像我们现在的采访，对我来说对你来说，都是一种倾听和学习。

法国飞帕国际电视节秘书长让.米歇尔

冷冶夫：法国电视台有没有专门的纪实栏目和纪录片播出平台？

让.米歇尔：关于纪录片的播放情况，这取决于不同的电视台。比如法国电视5台，就成天放纪录片，尤其是下午。法国电视2台，从晚上10:30开始放纪录片，也是几个小时。法国电视3台，有时候会在晚间的前半时段放纪录片，比如20：30或者20：45。主要就是这几家播放纪录片。也有一些私营电视台，不过它们放的应该不属于纪录片范畴，而是一种专题栏目里的纪录片。

冷：有很好的收视率吗？

让：当然，毫无疑问。纪录片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时，法国的电视台，从8年前发现观众很喜欢纪录片，就开始安排纪录片节目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并且一直希望继续下去，以保持收拾率。不过，纪录片的制作播放对于电视台而言需要时间，于是对纪录片进行了一些变革。有一些就被变型为专题栏目，专题栏目可能没有纪录片那么深入，但却能节省时间，成功的起点在于对进度的放弃。在法国和欧洲，一部纪录片不可能俩三周就能做完，它需要很长时间，否则的话，就不叫纪录片了。

冷冶夫：法国在纪录片选题制度的审批上有那些要求？目前创作的主流趋势是那类纪录片？

让：法国制作的纪录片，很显然首先会对在法国生活的人们感兴趣，对他们的麻烦，对他们所处的独特境遇，对政治效应或社会效应等等。这是大多数法国记录片所拍摄的对象。同样，也会关注学校，医学，政治，政治人物，当权者，金融界以及商界要人。总会有他们不为人知的一面，比如他们的行事方式，他们领导管理公司的方法等。同样也有陈述政治体系，或者是关于行贿受贿腐败问题的，以及类似的相关问题。还有关于大公司的合作协议之类，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法国记录片的题材大体就是这些。实际上，确实（纪录片的题材）相当多是关于政治的，因为政治的确和法国人，甚至欧洲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所以人们需要关于政治方面的批判性的材料，纪录片迎合了这方面的需求。当然，也有为数不多的编导拍摄动物题材的纪录片，但仅仅是少数而已。

冷：法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法国纪录片创作者是如何保护法国的独特的文化地位？

让：法国自古以来就有这方面的传统。法兰西共和国成立之前，也就是王国统治时期，自从路易十四时起，中央政府就注重对历史文化的保护，这是法国文化创作的源泉。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今，也就是政府当局对于文化创作采取支持和保护的政策。这是法国的传统。也正因为如此，在法国，文化部是极端重要的的部门，掌握相当多的资金。实际上，对于文化创作，一直都有一种持久的普遍保护。涵盖各个领域，诸如绘画、建筑、电影、歌剧、舞剧等等。政府的资助和支持，指的是政府不审查题材，比如你这部电影要拍什么，他不关心，他支持的是创意和想法，从不越俎代庖在艺术上做取舍。从不。这是不允许的。文化部无权这样做。文化的生命力也因而历久弥新，其地位也愈发重要，也越发珍惜其生存环境。在法国有这样一种观点，文化是人类的组成部分，如同食物一样，文化对于人类起源和发展也同样不可或缺，人们可以据此得知自己从哪里来，自己到底是谁，这对于每个人来说，这都是存在的基础。文化是人类得以生存的最基本的东西。没有文化，人类将不复存在。没有文化的国家终会灭亡。